有一天半夜里我睡得正香，忽然听到电话响，接起来一听，是高源打来的。
他先问了问我的胳膊怎么样，我又主动地跟他说起了李穹的事情，他恨恨地说了一句：“他妈的，这圈儿里的都是他妈大粪。”我没忍住，就嘿嘿地笑了起来。
高源又说起了他上次在国内得奖的那个电影，他说拿去了柏林参赛，已经获得了最佳导演的提名。他说起来声音的，我听了却格外兴奋，一下子困意全无，点了一支烟，抱着电话坐在地板上听他说话。
高源说他最近老睡不着，烦，脑子里很乱。他在电话那头絮絮叨叨的，说起话来也是东一句西一句的没个主题。我说要不我明天去天津看看你吧，他就说不用了，你还是找时间多跟奔奔聊一聊吧。
我就知道，这小子肯定因为这件事在烦，我心里明白，他把这事情看得很重。我在天津的那几天，基本上已经把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弄清楚了：高源现在的父亲，那个著名的物理学家，到现在还不知道高源不是他的儿子，高源也是大学毕业之后的一次体检当中偶然知道了他爸和他妈不可能生出他这个血型的孩子来。高源的爸妈都是A型血，高源的血型是AB。
高源说那时候他刚大学毕业，心里想着这件事，想问他父母又不敢问，后来实在忍不住了，就问他妈，说是不是当年在医院里抱错了孩子，他们家老太太才流着眼泪告诉他事情的经过。
老太太和诗人是邻居，两家父母都是高干，诗人的父亲还是部长，两个人是青梅竹马的恋人。就在两个人准备结婚的时候，诗人的父亲被打倒了，由于罪行特别严重，连高源的姥爷一家也受到了波及。在革命力量的驱使下，诗人与高源他妈一刀两断，高源的姥爷也特别支持这一举动，一个月之内就把高源的妈妈介绍给了自己的一位部下的儿子，就是现在高源的爸爸。事情过去了这么多年，高源说他妈特别不愿意再提起这些事情，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剧，并不是个人的错误，听起来却更让人心酸。
电话里，高源幽幽地说，他对诗人没有感情，毕竟这三十年来精心养育他的是他现在的父亲，毕竟老头儿没有丝毫的准备。如果说一定要有一个人受伤，高源自己倒宁愿是他们家老太太，他说老太太比老头儿坚强。
说起与诗人的相识也很有趣。高源从大学毕业的时候就知道了，他的亲生父亲是另外一个人，却从来没想过可以去寻找。直到他毕业三年之后，在一个电影学院同学的聚会上，小雨带着诗人也去参加，最后所有参加聚会的人在一起拍了一张合影，高源拿到合影之后就随便地放在他们家他一直空着的房间里。
忽然有一天他妈给他整理旧东西的时候发现了那张照片，发现了照片上的人，于是把端坐在中间的一个清瘦的戴眼镜的学者指给高源看，并且告诉他这个才是他的父亲。高源跟我讲这些的时候是在天津他住的宾馆凌乱的房间里，他说得特别平静，他说他知道了以后当时觉得血管里的血汩汩地流动发出一种声音，让他整夜整夜的不能安眠。连续几天，他·来覆去地想，后来实在受不了了，就给小雨打了一个电话，把事情本本跟小雨说了。在小雨的安排下跟诗人见了一面，他很尊重诗人，可是并没有多少激动。诗人比他还要平静，他们用一个下午的时间在一起聊天，像朋友一样坐在茶馆里。高源说他看得出来，诗人那天特别高兴，临走，诗人也像哥哥一样指着他的肩膀告诉他，还是保持朋友的关系，不要走得太近，因为他自己没有尽到养育高源的责任。
高源说他对诗人没有多少感觉，也许是因为自己没有兄弟姐妹的缘故。当我跟他说起奔奔的时候，他感觉到血液在身体里缓缓地蠕动，提醒他什么，究竟是什么，我不得而知。
最后，高源在电话里叮嘱我：“试着跟奔奔谈谈，说话要到位。”说话到位的意思我的理解就是不能说是，也不能说不是，看着像在摇头的点头，或者看起来像在点头的摇头一样。
白天起来，出版公司打来电话要跟我签合同，我打车到了东四的一个胡同里，这里是好多中央部委干部居住的地方，搞不好高源姥爷家以前也住这边。胡同比较宽，能并排行驶两辆出租汽车。街边的房子都开着门，一家又一家的小商店和小吃店，也不知道现如今住在胡同里的人们是不是还像我小的时候那样每天早晨在院子当中的水池子旁边刷牙洗脸，是不是每天早晨第一件事就是到公共厕所倒痰盂。我想，可能这样的生活只属于我自己小的时候，是我现在想来很怀念的岁月。我现在住在北京的北部，周围大学林立，中关村繁忙而浮躁，新建的高楼鳞次栉比，道路上的汽车川流不息。我是在什么时候熟悉了这一切而忘了我珍贵的童年、少年时代呢？胡同里安详浓重的生活气息让我感觉到，这才是真正的生活的地方，住在四合院里的人们比在高楼里封闭空间里的人们更有人性。我这样想着，走到了胡同的尽头，找到了电话里说的出版社，是很大的一家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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