涣散而败坏的军纪，伴随着野蛮彪悍作战传统，出现在他们每个战斗过的地方，为了保持他们的战斗力和士气，他们在各自总督和埃米尔的下辖，抢劫和杀掠的行为是被普遍默许和鼓励的，因此进入呼罗珊没多久，就已经有多处城市和村庄前来抱怨和哭诉这些外省士兵的恶行。
由于这些士兵，在本省负责镇压那些非阿拉比亚人和异教徒居多区域的大小战斗，拥有丰富战争经验和战斗技巧。但驱使他们的代价也是不菲的。他们普遍对呼罗珊的总督府提出诸多要求，比如足够的物资和金钱的犒赏，来恢复长途跋涉的辛劳，否则无法出战云云。
甚至还有要求女人和酒类的犒劳，如果不能及时满足，就会变成自发骚扰地方的劣迹和暴行，并且对此富有经验和对策，如果没能留下足够指正和目击者，总督府很难进行严格的查证和惩罚。
要知道呼罗珊并不是纯血阿拉比亚人占据主要成分的地区，众多民族和教派上的复杂性。足以让任何挑起的事端被放大。因此这些军队驻扎的时间越长，对总督大人的声誉和权威就是一种煎迫。
此外还有财政上的问题，
虽然阿巴斯王朝最主要的收入是土地税，但是土地的产出本身就是一个相当漫长的周期，而且很容易受到战火或是灾害的影响；这时商业凋零的恶果逐渐显现出来。
没有足够的税源，就算是捐税或者抄家，也只是一时权宜之计。但是各省远道而来的援军却是并非无偿的义举，由于这是在国土的内线作战，因此缺乏自由搜掠战利品的补偿，必须由总督拿出来以保证士气。
而阿巴斯王朝各个行省的军队征集规模和待遇也是有所差别的，象作为王朝核心行省之一的上美索不达米亚（伊拉克）地区可以招集的部队，最多可以达到十二万五千名，普通步兵的年饷只有二百四十第尔汗，骑兵的年饷加倍。按照传统惯例，到达呼罗珊后，地方将额外支给半年的薪饷，作为出境作战的预支酬劳。
蒙面人的白衣军，在呼罗珊南方各省得到了相应而重新站稳脚跟，最典型的是沙赫里夏布兹地区的苏赫人，他们在首领乌玛尔苏巴西的号召下举行了起义，杀死当地的阿拉比亚长官，宣布拥护蒙面先知，并加入“加玛干”（白衣军）。在他们的响应下，白衣军迅速扩充到三万多人。
北方的泰伯里斯坦的暴动者，已经打出复国的旗号，并且和那些大不里士东部山区的库尔德人部族勾结在一起，让王朝彻底失去对里海周边低地的控制，北地的好几个省份都在震动和恐慌中戒备着。
这样的话那些封疆大吏，有更多的理由拒绝更多的输入和援兵，反而过来要求调回本省的外援军队。
此外虽然卡塔赫总督拥有哈里发和首席大臣授予的极大权威和娴熟的政治手腕，但是在军事阅历和威望上的不足，成为总督本身逐渐凹现的短板，只能通过纵横帷幄的手段，委任几名负有威望的埃米尔，来间接实现自己的部署和意图。
但虽然服从在统一的旗号下，这些埃米尔之间的利益和诉求也是不尽相同，总督必须有效的利用他们相互的立场和喜好，来达成最大的效果。这就势必在人事机制上上牵制了总督的大量精力。
再加上阿巴斯王朝创立之初确立的国策造成的特殊体制，为了王朝扩张服务，以及尽快在新征服地区建立统治的需要，在距离统治中枢较远的行省，大量依靠归顺的当地富有威望并历史悠久的贵族家庭来治理地方，变成一种普遍的现象。这种政策，也为阿巴斯王朝建立初期的大规模版图扩张，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通过这些归顺的地方贵族，阿巴斯王朝可以在对外征战中，迅速获得财赋劳役兵员的补充，而愈发强大。
虽然长期下去这样也会留下地方势力做大乃至分离主义的潜在隐患。但只要王朝中央能够继续保持足够的强势，在文化和信仰乃至经济的同化下，通过晋身和转任的上下流动，这些隐患将随着时间被缓和，甚至被消弭。象首席大臣出身的伯克麦尔家族，就是地方贵族被吸收进王朝统治的最典型的例子，
但显然这次阿巴斯王朝面对的敌人，没有给他们这个机会，在外部威胁和内部压力下，王朝中央无暇东顾，也造成了这些拥有相当程度自治权的边远行省的一些让人不安的异动。
根据他们被赋予的自治权利的程度不同，也造成呼罗珊总督决战准备上的妨碍，虽他们然不能抗拒来自呼罗珊的命令，却可以在对呼罗珊行省派出军队和物资多寡上，有所斟酌。呼罗珊的全权总督或许可以严惩乃至令人替换其中某位，但是通常情况下却要顾虑到其他行省总督们想法的大局，威逼利诱的寰转手段同样是不可或缺的，这是一个很无奈地体制现实。
所幸的是，塞里斯人已经逐渐停止了他们的攻势。
呼罗珊总督得到的情报，总是那些塞里斯人正在按照他们的风俗过一个隆重的节日庆典，期间至少要用十五天来狂欢作乐的。
那名使者身边秘密送回来的消息，也间接验证了这个现实。这样他有一整个冬天可以与那些行省总督交涉，要求更多的人员和物资；整训这些新募集的本省士兵，并且整顿那些外省军队，让他们习惯在一个旗号下作战；或许还有余力抽出手来有组织的剿灭和镇压那些地方暴动武装，作为大战前的磨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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